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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可爱的君子兰

    人世间,凡事都讲个缘字。与自然万物间,其实也离不开一个缘。就说君子兰吧,从无意相知,到迁移相随,那还真算是有缘呢。

    刘杰-《万松浦》 被引量:1发表:2022
  • 江夏记

    我曾多次去过武汉,去过黄鹤楼、古琴台、东湖、汉正街等,但我没有去过江夏。缘于秦腔《游龟山》,我在少年时代就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高亚平-《万松浦》 被引量:2发表:2022
  • 感谢电影

    大众电影百花奖从创办到今,整整60年的历史了。1962年,我还年幼,电影无法走进我的记忆。最迟不过1972年,电影已成为我等少年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蒋力-《万松浦》 被引量:4发表:2022
262022.08

“中期鲁迅”研究刍议

一、必要性:从“两阶段论”到“中期鲁迅” 既往的鲁迅研究,一般以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为界,将鲁迅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题是“思想启蒙”,后期的主题是“共产革命”。这个看法最早的系统概括是由瞿秋白在1933年提出的,他将鲁迅道路概括为“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瞿秋白这个判定,实际依据了鲁迅1932年所做的《〈三闲集〉序言》: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瞿秋白的两阶段论之后经过毛泽东的权威认定,最终被表述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后来以王富仁为代表的启蒙范式和以汪晖为代表的主体范式,虽然关于鲁迅前后期的核心观念和价值判断有分歧,但在鲁迅总体分为两个阶段这个判定上实际延续了革命范式的看法。 但众所周知的是,五四启蒙终结于1920年代初期,1923年胡适在致高一涵等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学界一般都接受了胡适的这个看法,认为“1923年,创办于1915年而作为启蒙之思想路标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同年,知识界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凸显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格局。这两个事件,表征着启蒙运动的分裂和历时八年的新文化运动的落幕”。不过鲁迅个人对这个时间点的感知,是从更早的《新青年》编辑权争夺开始的,此事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难发现,鲁迅眼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终结于他1921年8月最后一次给《新青年》投稿,此后“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他被迫开始了求索新战友之路,但随之而来就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1922-1928年的鲁迅。既往通常的定位都是将这段时期视为鲁迅从前期转向后期的过渡彷徨阶段,因为鲁迅本人在文章里明确谈过《新青年》解体后他的消极落寞,不过,既往研究的几大范式对此的解释又同中有异,革命范式认为这是鲁迅“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而启蒙范式认为这种“苦闷、彷徨的心情”来自“不觉悟的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主体范式则认为是鲁迅绝望与反抗交织的内面主体反应。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鲁迅这段时期的社会实践,就会发现它明明是鲁迅“出了象牙之塔”走往“十字街头”,“现了战士身而出世”,大量参与社会运动和革命活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国民革命),进而不断更换居住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时期。显然,既有的阐释体系明显不符合鲁迅1922-1928年的实际情况,而其根源就在于瞿秋白提出的“从……到……”的发展模式,这个两阶段论实际是一个断裂模式,特别强调1927年清党之于鲁迅的转折意义,其目的是想以鲁迅从五四走向左翼来证明共产革命的合法性,以鲁迅的苦闷彷徨对应国民革命的失败,由此就遮蔽了鲁迅曾经对国民革命的欢迎和参与,尤其是国民革命之于鲁迅的积极影响。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在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中,单列出一个“中期鲁迅”来进行独立的研究。 既往研究里,庄文中较早在1978年提出过“鲁迅中期”的概念,他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分成了三期:“1881年诞生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为早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到1927年初为中期,1927年初到1936年逝世为后期。”由于这个划分意在“显示出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鲁迅的决定性的影响”,致其和鲁迅自身历史出入较大,因而庄文中的看法并未产生太大影响。1997年,徐麟在《鲁迅中期思想研究》中重提“鲁迅中期”概念,不过理由和庄文中大不相同,他认为以“政治”这样“一个较为外在的诱发因素”把鲁迅一生分为前后两期是有问题的,应该以“最具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绝望的抗战”,“把鲁迅的中期生命态与他的前、后期,做了判然区分”,因而“设定了一个鲁迅‘中期’的概念,以特指他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即《呐喊》、《彷徨》和《野草》的创作期。它始于《呐喊》首篇《狂人日记》的写作(1918年),终于《野草》末篇《题辞》的完成(1927年)。”在徐麟看来,“这是鲁迅一生中精神最痛苦、思想最复杂的时期”,而其思想内核就是“绝望的抗战”,文学形式则是“小说和散文诗”。可以看出,徐麟的《鲁迅中期思想研究》和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去政治化、存在哲学化的内面主体研究,反对唯物史观和政治决定论,认为“鲁迅不是一位政治家”,“中期的鲁迅正是一位哲学家的鲁迅”,“堪与任何一位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相媲美”。 较之庄文中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徐麟对这一时期鲁迅存在主义思想的把握,无疑更具洞察力,但“鲁迅中期”的提法仍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推究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存在主义”用来解释《野草》尚属恰当,但用来解释五四鲁迅尤其是《呐喊》《彷徨》就非常成问题了,学界还是更倾向于此时的鲁迅是启蒙主义主导,而更关键之处在于徐麟排斥“政治”,视之为外在诱发因素,导致存在主义哲学在解释鲁迅“小说和散文诗”外的杂感创作,以及这一时期的革命参与时是失效的。正是因此,本文试图用“中期鲁迅”来扬弃“鲁迅中期”概念:一是坚持增加一个“中期”来否定瞿秋白的两阶段论,但将时间确定为1922-1928年,主要指涉鲁迅所参与其中的“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二是基于鲁迅在“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所达至的“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的努力,从徐麟的思想与政治、中期与前后期的“对立论”,转向鲁迅“执两用中”、沟通前后期的“结合论”,进而认为“中期鲁迅”不仅仅是一个“鲁迅中期”的发展阶段,更是一个全新的鲁迅形象。 对比一下前中后期三个阶段,可以发现“中期鲁迅”不但不是一个从前往后过渡的低谷,相反却是一个兼容创造的波峰。由于国民革命的兴起,“中期鲁迅”第一次遭遇了“变革和文艺”能否“相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它较之前后期的鲁迅各有其重要的突破:首先,“中期鲁迅”对前期启蒙鲁迅的突破,在于出了文学的象牙塔,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而五四新文学则以胡适的“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为前提,以致文学和政治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其次,“中期鲁迅”又比后期左翼鲁迅更早探究了文学介入现代政治革命的可能,它所处的国民革命阶段,是“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因而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政治革命,它比之前换汤不换药的辛亥革命更彻底,也比三十年代才全面展开的共产革命更早。也正因此,“中期鲁迅”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阶段和研究形象,下面来展开更为具体的分析。 二、问题框架:国民革命时代的“知识阶级使命” 对“中期鲁迅”而言,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就是“知识阶级”问题。1927年10月25日,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做了《关于智识阶级》的演讲,这是他在经历了清党幻灭之后,对国民革命时代知识阶级命运的一个全面反思,他在演讲一开头就指出“‘智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智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在这个让鲁迅深有共鸣的1922年演讲中,爱罗先珂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智识阶级脱离了民众”“文学和民众完全隔绝”,自此如何沟通二者以完成“智识阶级的使命”,就成了“中期鲁迅”思考的关键性难题。 总体来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重启思想革命阶段、参与国民革命阶级和反思国民革命阶段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中,鲁迅主要是在知识阶级内部进行反思批判。1925年鲁迅在给《猛进》主编徐旭生的信中,认为后五四社会正在复古倒退,“‘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理解的原因和办法:“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正是基于“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也就是新派而非旧派才是退步根源这个问题,鲁迅提出“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不难看出,此时的鲁迅还找不到其他的社会变革路径,仍保留着一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阶级主体自信,正如“知识阶级”这个概念显示的,它以“知识”来结构一个“阶级”的存在,认为自己可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并列,而基于“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的认识,他们更是试图以自身阶级为主体,取代之前的上层政治集团来领导中国变革。显然,二十年代中前期的鲁迅仍旧认为思想革命是解决问题的路径,新知识阶级可以担当起引领社会变革的主体角色,只不过其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将批判对象从守旧派转向英美派,联合对象从大学教授转向文学新青年,批判工具从启蒙小说转向杂文批评。也正因此,鲁迅联合高长虹等狂飙社成员创办了《莽原》,倡导“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号召青年们“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但是随着第二个阶段鲁迅经由学潮开始参与国民革命,他逐渐发现知识阶级和文学在新的政治革命之前面临着角色调整。1924年开始的这场国民革命,深受苏俄革命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政治(列宁党)和革命方式(学生群众运动),在新式革命面前,五四时期的知识阶级及其文学从先进转为后进,面对着曾是自己启蒙对象的青年和民众,以及曾经反对排斥的政党政治,它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鲁迅一方面发现“‘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开始变质为政府的帮闲文人,另一方面发现自己也开始遭遇“文学家有什么用”的意义危机,他在女师大风潮和五卅运动运动时,感叹“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以致于“现在做‘文学家’似乎有些做厌了,仿佛要变成机械,所以倒很愿意从所谓‘文坛’上摔下来”。 但是,由于国民革命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它需要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因此就有了“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建立“思想革命的联合战线”的口号。正是这个联合战线的存在,给了鲁迅式文学激进知识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既参与革命又保持文学独立的生存空间。而鲁迅也确实在学潮民运中开始和革命党走到了一起,并不断通过杂文来批判政府和帮闲,其影响也因此越出了文学领域,开始被称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当鲁迅抱着国民革命的梦想南下广州后,他更是被视为代表国民革命的“时代的战士”,他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批判革命精神浮滑和奉旨革命的现象,并不断呼吁青年“读书不忘革命”,努力去做一名“革命人”。但是清党的发生,最终让鲁迅遭遇了通共流言,及身的恐怖让其革命梦破,他发现此时的国民革命已经“要打倒智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智识阶级了”。 退往上海的鲁迅,进入了反思国民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他先是在《关于智识阶级》的演讲中提出了“智识阶级能否存在”的命题,一方面强调“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另一方面又强调“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然后鲁迅又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将这个知识阶级的生存难题特别指向了“文学家”,认为他们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然而文学家又拒绝在革命的时代做一名“旁观者”,他们提出“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最终在经过痛苦地思考后,鲁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不难看出,经过国民革命洗礼的鲁迅,用“文学/政治/革命”的三元关系超越了五四“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关系,他既坚持了五四的文学和政治对立的思想,又提出了文学和革命同路的观念,同时也反思批判了国民革命从“在野革命”到“在朝政治”的退变,进而在“永远革命”的立场上,形成了“革命同路人”和“革命文学”的新理念。也正因此,瞿秋白才会认为鲁迅是“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而这个“鲁迅革命传统”就是他在参与和反思国民革命中创造的“同路人革命传统”,它具有政治参与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学本体性的特点,不但可以为文学激进知识分子参与革命介入社会提供合法性支撑,也可以为旧革命变质后,知识分子继续参与新革命提供合法性支撑,而由此形成的“同路人鲁迅”新形象,更是可以与“启蒙鲁迅”和“革命鲁迅”鼎足而三。 不过,“革命同路人”的新定位虽然在沟通启蒙和革命、“变革和文艺”之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学的独立性和知识阶级立场,但是重新回到在野革命,不但导致在朝政治参与和制度建构的缺位,也带来了从“知识阶级”到“知识分子”的变化。后期鲁迅实际放弃了知识阶级作为主体领导社会变革的可能,只能以文学个体和知识分子的身份,采取与革命组织联合的方式,介入到新的革命进程之中。 三、方法论:从“去政治化”到“文学政治” 纵观1922-1928年的“中期鲁迅”,可以发现他努力践行了“知识阶级的使命”,先是通过重启思想革命,后是通过参与国民革命,走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谈政治”以致知识阶级和民众、文学和政治隔绝的困境,最终在反思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创造了以“革命同路人”和“革命文学”为中心的“同路人革命传统”。但是,“中期鲁迅”所做的重启思想革命、参与国民革命、建构同路人革命传统的这些行动,却长期处于历史的遮蔽状态。 推究问题的根源,首先是和鲁迅本人有关。他先是在1926年和高长虹决裂后,针对其借“思想革命”为狂飙造势的行为,公开声明自己“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最终这场重启的思想革命,“一般读者都难于认识它的真象。从事运动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说,所以直到现在世间还像没有什么也者”。而在清党之后,鲁迅又公开批评钟敬文在《鲁迅在广东》中塑造的“国民革命鲁迅”形象,认为“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后来更是对编选《集外集》的杨霁云表示“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不仅如此,他还重叙自己的赴粤历史,建构出一个“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的“被动革命鲁迅”形象。而随着鲁迅加入左联并成为左翼领袖,在斯大林路线的影响下,他也开始批判托洛茨基的同路人理论,认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 鲁迅的复杂态度无疑来自革命形势的变化,“清党”之后中共开始利用各种方式重构这段历史,他们先是用“大革命”替换“国民革命”概念,切断它和国民党的关系,然后再用两阶段论取代之前的三阶段论,遮蔽掉国民革命阶段的存在,认为鲁迅“由阿Q时代走到普罗时代”,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对于鲁迅与自己的关系,左翼阵营既不认为是“联合战线”,也不认为他是“同路人”,在他们看来,五四小资产阶级的观念“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们现在都同达了一个阶级,同立在了一个立场”,在其死后更是逐步将鲁迅升级为“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党的一名小兵”。不仅如此,为了彻底消除《鲁迅在广东》建构的“国民革命鲁迅”形象,中共还出版了一系列名为“鲁迅在广州”的论著,核心是突出鲁迅亲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譬如沈鹏年将广州鲁迅分为“鲁迅赴粤因缘——党的推荐”“围绕‘欢迎鲁迅’问题上的斗争”“鲁迅和党的关系”三个部分,张竞则分为“开辟新战线”“胜利不忘进击”“在血腥的屠杀中坚持战斗”“英勇不屈”“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五个部分,这显然都是关于“共产革命鲁迅”乃至“党的鲁迅”形象的有意建构。 共产革命范式不但抑前扬后还以后观前,认为“鲁迅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角度、从被压迫的群众的角度来观察知识分子的问题的”,进而批判其“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以及作品的“沉重的阴暗的色彩”。由于革命范式被认为“与鲁迅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因而八十年代之后启蒙范式和主体范式相互继起,分别建构出了“思想革命鲁迅”和“存在主义鲁迅”的新形象,虽然二者的着眼点不同,但都认为“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批判“鲁迅研究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命”。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启蒙范式认为政治革命背离了鲁迅的反封建基点,因而无论是共产革命参与还是国民革命参与,都被视为“救亡压倒了启蒙”的一种倒退,而主体范式基于其“反现代性”立场,则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启蒙,都是需要被解构否定的历史宏大叙事。 自此,鲁迅研究逐渐进入了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一是向内转,重视探究鲁迅孤独绝望的主体意识和反现代性意识,割裂文学和政治、精神和实践的有机关联,夸大个人能动性,否定唯物史观,视之为政治经济决定论;二是学院化,远离国家政治和当代社会变迁,进行一种纯学术和纯历史的研究,以致于汪晖本人都觉得“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十年前我选择了“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试图以此为突破口,一方面“把‘革命’重新带回鲁迅研究”,另一方面“走出‘从……到……’的‘突变’发展模式”,强调这一时期“鲁迅的关注重心明显有一个由文化到政治、从重启思想革命到支持国民革命的变化,他思想和文学的革命性一面开始凸显出来”。 其他一些学者也对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给予了充分的研究关注,但是总的来看,大家普遍没有跳出“重写文学史”的思维,更多是在颠覆旧说对国民革命阶段的遮蔽扭曲,并没有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更没有找到新的鲁迅原点来建构新的鲁迅形象。譬如我就在博士论文初稿《从思想革命到国民革命——鲁迅1925、1926年的转向研究》里,认为“1925、1926年是鲁迅由前期向后期转向的重要阶段,对这个转型期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看到鲁迅在转向共产党之前,实际有一个先左转向‘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的时期”,这个“从思想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革命”的新序列,虽然挑战了瞿秋白的两阶段论,多了一次国民革命转向,但本质上还是将其视为一个过渡阶段。 显然,现在提出的“中期鲁迅”和此前的“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是非常不同的,这不仅仅在于它的时限更长(从1925-1926年扩展到1922-1928年)、范围更广(包括重启思想革命、参与国民革命、反思国民革命三个阶段),更在于“中期鲁迅”是一个“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进而创造了“同路人革命传统”的独立阶段,由此形成了一个可与“启蒙鲁迅”和“革命鲁迅”相对的“同路人鲁迅”新形象。而如果跃出鲁迅研究本身,会发现“中期鲁迅”的更大意义在于回答了托克维尔提出的“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这个现代命题,他在法国大革命中注意到“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学政治”现象。 而与托克维尔对“文学政治”和现代革命的否定不同,“中期鲁迅”正是以自己的杂文批评来介入国民革命,在革命青年看来,鲁迅“写下了不少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正是因此,鲁迅就从五四时期的一名“新文学家”逐渐升格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南下后更是被视为代表国民革命的“时代的战士”,他也因此在“政党政治”和“街头政治”之外,创造了“文学政治”的书斋文人参与政治模式。在朗西埃看来,“文学政治”是一种新的“元政治”,因为现代文学创造了“替代政治舞台和政治陈述”的“对世界法则的阅读法”,“在写作的民主前面树立起一种新的诗学”,所以他才会认为“人是政治性动物,正因为人是文学性动物”。 正是基于“文学政治”的创造,二十世纪中国因此就不是一些研究者所批判的“非文学的世纪”,相反是一个“文学政治的世纪”,它不仅仅有“文学的政治化”一面,还有“政治的文学化”一面,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政治的生成之场,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 要明白这点,必须牢记前一章我阐述的观点: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致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也正因此,竹内好认为“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于毛泽东的关系中。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就此而言,鲁迅是与孙中山和毛泽东同等重要的现代中国政治之父,他同样对现代中国人的政治和革命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他作为文学激进知识分子,创造了足以与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匹敌的“文学政治”方式。